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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始建于元,完善于明,到清代,仍然是南北交通最重要的干线。它北起全国政治中心大都(今北京市),南到太湖流域的杭州。太湖流域是元、明、清三代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条运河将全国政治中心和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结合在一起,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对促进南北经济文化的繁荣,加强国家的统一,都有巨大的作用。

1  凿济州河和会通河

自宋朝起,太湖流域便成为我国最重要的产粮区,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元朝以大都为都。都城官兵、百姓众多,粮食的消耗量极大,每年需要调入外粮200多万石。太湖流域成了大都用粮的主要供应地。

起初,南粮北运,元政府采用双管齐下的办法进行。一条管道是海运。粮船从江苏太仓刘家港起锚,出长江口沿海岸北上,绕过山东半岛,驶入渤海湾,傍岸到直沽(今天津市),然后再循自河(今北运河)达通州(今北京市通县)。海运有优点,如运量大,节省人力和费用,但海难较多,常有船舶漂失,不及河运安全。

另一条渠道是河运。将江南粮食装船,沿江南运河、淮扬运河(扬楚运河)、黄河、御河(卫河,相当于永济渠中段)、白河抵通州。这条运道问题较多。黄河为西东走向,北上粮船须向西绕到河南封丘,航程很大;从封丘到御河,还有200多里,无水道可以利用,必须改成车运,道路泥泞,车行困难。

元朝统治者迫切需要有一条径直而安全的水道,从大都直达江南。为实现这一愿望,关键问题是山东地区能否穿凿运河,只要在这里凿出一条渠道,南北直运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忽必烈派杰出的水利名家郭守敬深入当地调查,得出肯定的答案后,便在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委派兵部尚书奥鲁赤组织人力,在济州(今济宁市)境内施工。第二年完成,这便是济州河。它南起济州鲁桥,北到须城(治所在今东平县)安山,长150里左右。这里地处鲁中山地西缘,与其南北相比,地势稍高。建设这条运河,解决水源问题和比降问题,都是工程的重点和难点。

汶水和泗水是运河附近两条稍大一点的河道,都发源于鲁中山地。前者向西向北流,是大清河的上源。后者向西向南流,是淮水的支流。两者之间,还有一条小水叫洸[guāng光]水(一说洸水为汶水汊流),其流域地势又比汶、泗略高。于是,建设者们分别在汶、泗上游各建一座拦河坝,将汶、泗两水集中于洸水,沿洸水河道至任城(在今济宁市境)进入新开的济州河。济州河一部分水南流,回到泗水故道,下通淮水;一部分水北流,回到汶水故道,汶水下通大清河。济州河的穿凿,沟通了淮水和大清河。汶、泗两水,雨季、旱季水量的差异较大,为了以丰补歉,保证济州河常年都有一定的水量,建设者们又于河旁修筑一些水柜,进行调剂。

由于济州河位于鲁中山地西缘,比南面的泗水河道和北面的汶水河道都高,因此,南北河床的纵比降都偏大。比降偏大,不仅航行困难,而且河水也容易流失。济州河本来水源不足,过多的河水流失,便会导至断航。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建设者们在比降较大的河段上,修建了一批闸门,无船时,闭闸保水,来船时,开闸通航。

大清河原是古济水的下游,它下注渤海。这样,南来漕船便可循泗水、济州河、大清河、渤海、白河,直达通州了。不过,大清河也不是一条理想的水道,除其本身水量不足外,又有潮水顶托和河口多沙等问题,漕船常常受阻。人们认为,南北之间内河航运还有进一步改进的必要,于是,又有会通河工程的兴起。

首先建议穿凿这条运河的是寿张(治所在今山东梁山县西北)县尹韩仲晖和太史院史边源。经朝廷派人深入现场调查,确认切实可行后,命江淮行省断事官忙速儿、礼部尚书张孔孙、兵部郎中李处选负责施工,征丁夫三万人服役。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开工,南起须城安山,接济州河,北到临清,与卫河会合,长约250里。行船的渠道工程,当年凿成,解决比降、保水等问题的坝闸,则在以后陆续完工。这段新凿的运道,初名安山渠,后来,因为它是条“古所未有”的“通江淮之运”的水道,南粮可以直达京郊,忽必烈十分高兴,正式赐名为“会通河”。

鲁西一带,地势高干南面的江苏和北面的河北,是南北大运河的河脊,水源又比较短缺,工程十分复杂,但人们还是千方百计地建成济州、会通两河,使南北水运联成一线,在我国运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时两河虽然因为技术上的原因,还不能通航较大的船舶,因而也没有取代海运,成为南北漕运的主要渠道,但它却为明代完成这一任务奠定了基础。

2  浚坝河、通惠河

大都一带的对外水上交通,古已有之。隋朝有永济渠。不过,永济渠的北段主要由桑干水改造而成。桑干水的河道摆动频繁,历史上又有无定河之名,清朝康熙帝期望它不再改道,才命名为永定河。唐朝的某个时候(史文没有记下具体年代),由于桑干水的改道,永济渠已经通不到涿郡了。金朝,中都(今北京市)有一条名叫“闸河”的人工河道,由都城东到潞河,可以漕粮。金后期,迫于蒙古汗国的威胁,迁都洛阳,闸河逐渐淤塞。

元朝初年,为了解决大都——通州间的粮运问题,在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采纳郭守敬的建议,在旧水道的基础上,拓建成一条重要的运粮渠道,叫阜通河。阜通河以玉泉水为主要水源,向东引入大都,注于积水潭。再从潭的北侧导出,向东从光熙门南面出城,接通州境内的温榆河。温榆河下通白河(北运河)。玉泉水的水量太少,必须严防泄水。运河河道比降太大,沿河必须设闸调整。为了上述两个目的,郭守敬于40多里长的运河沿线,修建了七座水坝,人称“阜通七坝”。阜通七坝闻名大都,民间则称这条运河为坝河。坝河的年运输能力约为100万石上下,在元朝,它与稍后修建的通惠河,共同承担由通州运粮进京的任务。

元朝初年,在大都除凿坝河外,还凿了一条名叫金口河的运道。金口河初开于金,后来堵塞。元朝在郭守敬主持下,于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重开。它以桑干水为水源,从麻峪村(在今石景山区)附近引水东流,经大都城南面,到通州东南的李二村与潞河会合。这是一条从营建大都的需要出发,以输送西山木石等建筑材料为主的水道。由于金口河的比降更大,流水湍急,河岸常被冲塌;又由于桑干水泛滥时有可能循金口河东下,危及大都的安全,后来郭守敬又将它堵塞。

起初,元朝南粮运输入都,虽然实行海运、河运并举,由于海运属初创,船小道远,运量不算太大;而河运又有黄河、御河间一段陆运的限制,运量很少。两路运到通州的粮食总计才100多万石,由通州转运入京的任务,坝河基本上可以承担。但后来,因为海运不断改进,采用可装万石的巨舶运粮,也摸索出比较径直的海道,再加上济州、会通两河的穿凿,漕粮的数量又逐步增加。这样,大都、通州之间,仅靠坝河转运,就比较困难了,于是有第二条水运粮道通惠河的穿凿。

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新河工程正式开工,以都水监郭守敬主其事。开拓水源是兴建这条运河的关键。郭守敬通过实地勘查,知道大都西北山麓,山溪泉水很多,只要将它们汇集起来,新河的水源问题,便可基本解决。于是,他从昌平县的白浮村起,沿山麓、按地势向南穿渠。它大致说与今天的京密水渠并行,沿途拦截神山泉(白浮泉)、双塔河、榆河、一亩泉、玉泉等,汇集于瓮山泊(昆明湖)。瓮山泊以下,利用玉河(南长河)河道,从和义门(今西直门)北面入城,注于积水潭。以上这两段水道是新河的集水和引水渠道。瓮山泊和积水潭是新河的水柜。集水渠和水柜为新河提供了比较稳定的水量。

积水潭以下为航道,它的径行路线为,从潭东曲折斜行到皇城东北角,再折而南下,沿皇城根径直出南城,沿金代的闸河故道向东,到高丽庄(通县张家湾西北)附近,与白河会合。从大都到通县一段,为了克服河床比降太大和防止河水流失,修建了11组复闸,有坝闸24座,并且派遣闸夫、军户管理。这些坝闸,起初为非永久性工程,用木料制作,后来改成永久性的砖石结构。

由引水段和航运段组成的这条新河共长160多里。经过一年多的施工,主体工程建成。它被忽必烈命名为通惠河。通惠河的建成,大都的粮运问题基本解决。积水潭成为重要的港口,“舳舻蔽水”,盛况空前。



据彭德清《中国航海史》的统计,由海路北运到京的南粮,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为四万多石,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为43万多石,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为153万多石,增加速度很快。河运也由十几万石增加到几十万石。

 

3  会通河的治理

起初,会通河的范围较小,仅指临清——须城(东平)间的一段运道。后来,范围扩大,明朝将临清会通镇以南到徐州茶城(或夏镇)以北的一段运河,都称会通河。会通河是南北大运河的关键河段。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黄河在原武(河南原阳西北)决口,洪水挟泥沙滚滚北上,会通河1/3的河段被毁。大运河中断,从运河漕粮北上被阻。

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定北平为北京,准备将都城北迁。永乐帝鉴于海运安全没有保证,为解决迁都后的北京用粮问题,决定重开会通河。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他命工部尚书宋礼负责施工,征发山东、徐州、应天(南京)、镇江等地30万民夫服役。主要工程为改进分水枢纽、疏浚运道、整顿坝闸、增建水柜等。其中有些工程在当年即告完成。

改进分水枢纽。元朝的济州河,以汶、泗为水源,先将两水引到任城,然后进行南北分流。由于任城不是济州河的最高点,真正的最高点在其北面的南旺,因此,任城分水,南流偏多,北流偏少。结果,济州河的北段,河道浅涩,只通小舟,不通大船。分水枢纽选址失当,是元朝南北大运河没有发挥更大作用的主要原因。宋礼这次治运河,对它作了初步改进。他除维持原来的分水工程外,又采纳熟悉当地地形的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议,在戴村附近的汶水河床上,筑了一条新坝,将汶水余水拦引到南旺,注入济州河。济州河北段随着水量的增多,通航能力也就大幅度地提高了。

几十年后,人们对这一分水工程又作了比较彻底的改进,即完全放弃元朝的分水设施,将较为丰富的汶水,全部引到南旺分流,并在这里的河床上建南北两坝闸,以便更有效地控制水量。大体上说为三七开,南流三分,南会泗水,北流七分,注入御河。人们戏称:“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

疏浚河道。可分两个部分。一是将被黄河洪水冲毁的一段运道,改地重新开凿出来。旧道由安山湖西面北注卫河,新道改从安山湖东面北注卫河。改道到湖东,黄河泛滥时,有湖泊容纳洪水,可以提高这段水道的安全程度。又因为这里的地势西高东低,运道建于湖东,便于引湖水补充运河水量。二是展宽浚深会通河的其他河道。一般说,要将它挖深到13尺,拓宽到32尺。这样,即便是载重量稍大的粮船,也可顺利通过。

整顿坝闸。南旺湖北至临清300里,地降90尺。南至镇口(徐州对岸)290里,地降116尺。会通河南北的比降都很大。为了克服河道比降过大给航运造成的困难,元朝曾在河道上建成31座坝闸。这次明朝除修复元朝的旧坝闸外,又建成七座新坝闸,使坝闸的配置更为完善,进一步改进了通航条件。由于会通河上坝闸林立,因此,明人又称这段运粮河为“闸漕”。

除上述工程外,为了更好地调剂会通河的水量,宋礼等人“又于汶上、东平、济宁、沛县并湖地”,设置了新的水柜。

经过明朝初年的大力治理,会通河的通航能力大大提高,漕船载粮的限额,每船由元朝的150料,提高到明朝的400料;年平均运粮至京的数量,由以前的几十万石,猛增到几百万石。明初成功地重开会通河,加强了永乐帝迁都北京的决心,并宣布停止取道海上运输南粮。



上述数据录自《明史·河渠书》。关于会通河的南北落差,据近代测量,济宁旧船闸底高微山湖南端的蔺家坝底不到二米,高临清旧闸底不到八米。新数据似乎还须重新核实。这样长的河道,如果落差仅有几米,历史上就没有必要建立这么多的坝闸了。
料为古代计量单位。或以一石粮食为一料;或以两端截面方一尺、长七尺的木材为一料。

(来源:《中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

2005-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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