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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水利的先驱――李仪祉

林观海  

    2002年2月20日是我国近代水利的先驱、著名的水利科学家李仪祉先生诞辰120周年。李仪祉先生为中国的水利事业和水利科学技术呕心沥血,硕果累累,斐声中外。2001年9月在我国北京召开的国际水利学大会上(I-AHR)李仪祉先生被确定为20世纪杰出的科学家之一。张含英先生曾为之高度评价――他是我国由古代水利转变为现代水利的开路人。汪胡桢先生也说过“人少有不朽的,只有立德、立功、立言,才可以不朽”。“李仪祉先生毕生从事水利事业,既有对我国水利方面精神文明的贡献,又有对我国水利方面物质文明的贡献,他有丰富的促进我国水利建设的言论,故可以说李先生是永垂不朽的”。李仪祉先生为我国水利事业所焕发的精神文明和所作出的物质文明展现在《李仪祉先生遗著》(1938年西安石印本)及《李仪祉水利论著选集》(水利电力出版社)的字字行行中。 

一、不平凡的经历 

    李仪祉先生,名协,字宜之,后改为仪祉。陕西蒲城县富源村人。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正月初三,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3月8日逝世,享年56岁。 
    李仪祉先生的伯父李仲特和父亲李桐萱,都是清末关中地区有影响的学者。李仲特“耽历算之学,搜求中西天文数学之书,孜孜研习,著述不休”;李桐萱“好为古文辞,尤究心于社会风气之纠正,民间教育之普及”,对李仪祉先生的影响颇深。在李仪祉先生的幼年,除攻读了四书五经以外,还从其父及伯父处学习了代数、几何等科学,接触了所谓“西学”。清光绪二十四年(1998年),李仪祉先生以精于数学考取了秀才第一名。第二年又进了专门学习西学的泾阳崇实书院。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至西安省城入了关中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年),考取北京京师大学预科德文班。清宣统元年(1909年)毕业后,由西潼铁路局派赴德国柏林皇家工程大学土木工程科留学。民国元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中辍学业回国。1913年返德国继续求学,并和陕西水利局局长郭希仁一道遍游了俄、德、法、荷、比、英、瑞等欧洲诸国,“考察河流闸堰堤防”,目睹欧洲各国水利事业的发达景象,与我国水利事业的颓废,百感交集,立下了专攻水利科学技术,振兴祖国水利事业之鸿志。 
    1915年毕业回国后,李仪祉先生即到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任教。 
    1922年秋,李仪祉先生应陕西省的聘请,就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兼陕西渭北水利工程局总工程师。后离陕先到上海任上海港务局局长,不久又到南京任第四中山大学教授,年底改就重庆市政府工程师职。 
    1928年,任华北水利委员会主席。 
    1929年改任导淮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 
    1930年冬再次回到陕西先任建设厅厅长职,后专任水利局局长。 
    1931年兼任全国救济水灾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会长。 
    1933年夏,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工程师。 
    1935年兼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 
    1935年兼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 
    1936年兼任扬子江水利委员会顾问。 
    1938年初,因劳心过度,不幸逝世。 
    李仪祉先生的一生,是为祖国水利事业奋斗的一生。他集中全部精力,为祖国水利建设鞠躬尽瘁,黄、江、淮、海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二、胸怀水利志 

    (一)水利教育 
    李仪祉先生在南京任教期间,主要精力放在教书育人上,是中国近代水利教育的奠基人。 
    李仪祉先生对一切课程的编制多亲自执笔,兼制作各种河工模型,采集矿物标本和建筑材料用资实验。授课除讲现代水工学术外,对我国古代治河名家著述,也都加以科学的阐释。 
    李仪祉先生非常注重自身及学生的社会实践,经常带领学生赴国内各河流域考察水利,并著文用作课外教材。  

    李仪祉先生情系水利教育事业。1923年到陕西任职,又积极倡办了水利道路工程学校,系由原水利道路技术所习所改组而成,以后改隶国立西北大学工科。又复创办陕西水利专修班,后改为国立武功农学院农业水利系。 
    当今的河海大学就是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以水利为特色,多学科协调发展的著名的综合性大学。 
    李仪祉先生为我国近代早期水利界培养了一大批水利人才。这时期他还为我们留下了大量著作如《黄河之根本治法商榷》《潮汐论》《实用水力学》《森林与水功之关系》《黄运交会》《五十年来中国之水利》《工程学之面面观》《北五省旱灾之主因暨其根本救治之法》等等。 


    (二)陕西水利 
    李仪祉先生创办陕西(关中)水利卓有成效。“关中八惠”即泾惠、渭惠、洛惠、梅惠、黑惠、涝惠、沣惠和泔惠以及陕南、陕北灌区的具体计划,是李仪祉先生在陕兴建水利的宏伟规划。他亲自到各地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参加实测地形,观测水文,筹划引泾灌溉等关中水利工程并赴京、津、沪、宁等地筹措工款。由于当时国内动乱不已,陕西又灾荒严重,引泾工程不能进行,他的痛苦心情透露于复友人的信中:“弟自十一年(1922年)回陕,乡人之属望愈切,弟心神之苦痛愈甚。荏苒光阴,去我知矢,前后五年终无一事可以慰我乡民者”。又说:“引泾之事,时局负我……他日干戈载戢,政府有意兴办,尚欲高陟伸山之顶,望小字辈努力成功也。”可见,当时他对陕西当局无视水利深感失望,但仍念念不忘,其志不衰。1928年起,陕西连续3年大旱,引泾议论又起,中外人士都认为这是救灾的契机。由于国外华侨的赞助和当时主持陕西政务的杨虎城将军的支持,解决了款源问题,才使第一期工程告竣,开始灌溉。按原计划拟在引水洞口下游建泾河水库,以后又计划在汾县断泾探库址,断泾下游有嘴坪可以筑堰作库,再加以冶、清、漆、沮等水,其规模相当可观,因筹款困难未能实现。 
    李仪祉先生特别注重工程管理,引泾第一期工程建成后,他立即提出《泾惠渠管理管见》,亲自制定《泾惠渠管理章程拟议》,共16章65条,为此后灌区管理立下了优良传统,泾惠灌区至今仍然是我国灌区管理的一面先进旗帜。 
    泾惠渠第一期工程竣工后,李仪祉先生抱病派人勘测洛河,在病床上与查勘人员研究资料指导工作。又在杨虎诚的支持下,成立洛惠渠工程局,以后又在邵力子的促进下,终经李仪祉先生的艰苦努力,洛惠渠于1933年开始施工,由于工程过于艰巨,直至解放后才告竣。 
    洛惠渠开工不久,李仪祉先生又致力于渭惠渠工程。经过2年多的工作,即1934年渭惠渠设计告成,于1935年春开始修建,终于1937年渭惠渠第一、二期工程相继竣工。不久梅惠渠也开工兴建。 
    1938年初,李仪祉先生抱病赴郿县参加渭惠渠拦河大坝南土坝合龙工程,回家后卧病。 
    当年李仪祉先生精心筹划的“关中八惠”,如今已基本变为现实,陕西关中地区在全国率先实现了水利化,成为我国高产稳产的现代化农业基地。这个时期李仪祉先生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著作。如《引泾论》、《考察龙洞渠报告》、《测勘黄渭航道报告》、《陕西渭北水利工程局引泾第一期报告书》、《勘察泾谷报告书》、《引泾第二期报告书》、《兴修陕北水利初步计划》、《沟洫篇》、《无定河织女泉水渠说略》、《恢复沟洫与防止沟洫扩展》、《渭河通航事宜》、《泾惠渠工程报告》、《泾惠渠管理管见》、《推广凿井灌溉之计划》、《汉水上游之水运》、《汉口上游之概况及希望》、《陕西建设事业大纲》、《导渭之真谛》、《陕西引洛工程计划书序》、《西北各省厉行沟洫制》、《陕西省水利工程十年计划纲要》、《一年来之陕西水利》、《陕西灌溉事业》、《第二渭惠渠》、《议整理秦岭山下各水》等等。 


    (三)黄河治理研究 
    李仪祉先生在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虽只有2年多的时间,但却做了大量工作。1933年夏,刚刚奉命筹设黄河水利委员会不久,黄河即发特大洪水,中下游决口70余处,他闻讯之后立即扶病前往南京,召开黄河水灾救济会,研究了救灾工作;委员会一成立,他又全力投入筹划黄河治本治标事宜。还亲自参加培修黄河金堤,验收贯台堵口工程,又为黄河董庄决口而奔忙。他不畏旅途的艰难与危险,长途跋涉,亲赴黄河上游各地查勘,并先后到京、津、平、汉、郑、汴、苏、鲁、陕等省市多次视察。在百忙之中,他相继进行了写作,为我们留下了更多的治河文献。如《黄河治本之探讨》、《导治黄河宜注意上游请早期派人测量研究案》、《关于治导黄河之意见》、《请由黄河水利委员会积极提倡西北畜牧以为治理黄河之助敬请公决案》、《请测量黄河全河案》、《黄河应兴应革事》、《治黄关键》、《治理黄河工作纲要》、《治黄意见》、《黄河上游视察报告》、《研究黄河流域泥沙工作计划》、《黄河流域土壤研究计划》、《黄河水文之研究》、《豫省河堤远距原因之推测》、《鲁省河堤近距原因之推测》、《宋以前河堤之概况》、《宋以后河防沿革摘录》、《巩固堤防策》等等。 
    李仪祉先生对黄河研究精深。他善于把国外的科学技术、我国古代的治水经验与当时水利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科学地提出一套治水理论,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仪祉先生积极提倡科学治河。他在《黄河之根本商榷》中说:“昔者欧洲治河,与吾国同,未尝有科学之研究,与有条理之治导,故未能尽得河之益,而祛其害……近世科学愈阐明,而治河之术亦精进。”他认为以科学治河要从几个方面着手:一是通过精确的测验,来了解河流流域中丘壑形势,气候变迁,流量增减,沙淤推徙等状况,及床址长削的原因;二是详细审核计划。即利用自然条件,减少人力物力的投资达到治河目的,有利人民。因此,他主张要有严密的水文测验暨水工试验,用以研究泥沙沿河沉淀的情况及洪水刷后不能较长时间维持河身深广的原因。提倡测量全河,研究土壤泥沙,建议于黄河流域设立一等测侯所等等。以上种种以及他所提出的以防洪为主,兼顾航运、灌溉、发电等治河目的,至今还使人至感亲切。 
    李仪祉先生所主张的对黄河上、中、下游的综合治理,无论在理论上或措施上,都把我国的治河方略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在《治黄意见》中提出“治河之要,在上中游应速开渠道,以分水量,籍资灌溉,并应广为造林,以遏沙患,在下游应认真堤防治导,在尾闾应修挖河口,使水畅流入海。” 
    黄河为害的根本原因是泥沙淤积,而泥沙的主要来源是上中游地区,如何减少上中游来沙,减除下游的淤积,这个黄河的严重问题早被古人所注意。汉代张戍就认为黄河下游的决溢灾害正是上中游带来的泥沙淤积,河床的抬高造成的。因此,他主张停止中上游的灌溉用水,集中水力以水攻沙。明代的周田,为了解决黄河洪水为患,主张在黄河上下游大搞沟洫治理,把治水与当地垦田结合起来,既有利于农业生产,又把黄河洪水所带泥沙分散到田间,以达到除害兴利的目的。明代徐光启很赞同这一主张,他还提出修整梯田的办法控制水土,这些措施尽管单一,但在古代治河主张中是难能可贵的。李仪祉先生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对泥沙来源及形成有精辟的阐述,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在上中游地区培植森林、平治阶田、开抉沟洫、立谷坊、设水库等主张,把上中游地区培植森林、平治阶田、开抉沟洫、立谷坊、设水库等主张,把中上游的治理方法向前推进了一步。 
    李仪祉先生认为森林在综合治理中有一定的作用,他说:“造林工作,在上游可以防止冲刷,平缓径流,在下游可以巩固堤岸,充裕埽料,于治河有甚深之关系。应在中游干支流分别勘定造林区,及沿干流河防段大堤内外广植森林,并按土壤种植之宜,各为选定树木种类,分区分段设置苗圃,分年栽植”。建议广为造林。 
    李仪祉先生总结古代沟洫在治水中的作用,主张大力推广。他说:“皆谓沟洫可以容水,可以留淤,淤经渫取可以粪田,利农以利水,予深赞斯说”。对于山谷中来的沙,他建议“要在山谷中设置谷坊,平缓水势去减免。”对于黄土面来的泥“要平治田畴,开辟沟洫去减免”。以此减少泥沙的下泄量。 
    李仪祉先生还建议在中游恰当之处修建水库,切制洪水,避免沙淤。修建地点“应施于陕西、山西及河南各支流为宜。黄河之洪水以来自渭、泾、洛、汾、雒、沁诸流为多,各作一蓄水库。山陕之间,溪流并注,亦猛急异常,亦可兴趣其大者……作一蓄水库,如果则下游洪水必大减”。并且于“宁夏、绥远,山陕各省黄河流域及各省内支流,广开渠道,振兴水利”,以进一步消减下游洪水及泥沙。 
    历史上黄河下游的治导方策如汁牛弃栋,较有影响的治河人物如王景、贾让、贾鲁、潘季驯、靳辅、陈璜等的治河实践或治河理论,对于后世是值得借鉴的。李仪祉先生很注意总结古人的经验,并加以科学的发展,他认为,下游的防洪应尽量为洪水“筹划出路,务使平流顺轨,安全泄泻入海”。具体意见:一是整治河槽,即固定刷深河槽;二是开辟减河,以减异涨;三是濬治河口,使水畅流入海。要使河槽固定,李仪祉先生提出必需有适当的横断面即适当的河槽,才能设法控制洪水的流向,以泻水行沙。而要刷深河槽,他主张“以坝治溜,以溜攻沙”,可以用顺坝、丁坝、浮坝、潜坝等逼大溜远离堤根以及在加固堤防的同时要添修翼堤,这些都是为了使河流有正路,固定河槽而集中水流刷深河槽。他还建议修挖河口,筑海坝伸出口外,使河中之水沙能畅流入海。至于在异常洪水时,他主张开辟减水河,把一部分洪水分疏出动,由减河排泻入海。 


    (四)江、淮、海治理研究 
    李仪祉先生主办江河期间,往来江汉、陕沪之间,先后亲赴长江中上游和淮河上下游查勘,并视察运河,还赴江北一带调查导淮入海工程,拟定了导淮计划。对海河的水利进行过筹划,倡办华北灌溉讲习班等。此时期,对江、淮、海的治理也提出了重要的主张。 
    治理扬子江,李仪祉先生认为主要在于坚堤、护岸,消除洪水的暴涨,确保航道畅通。在坚堤方面“用潜坝似较为舀稳,且较省费”;要加强两岸大堤的维护;要增洪水河床的横断面,较好的办法是退后堤线与拉加提高;要达到减削洪水,一是上游觅相当地点设水库,一是利用江堤两岸湖涌起低地以消洪;要确保扬子江入海口的畅通。并且提出了具体实施计划、步骤、操作等。李仪祉先生在他的《对于治理扬子江之意见》等著作中都有较详尽的论述。 
    淮河治理中的导淮工程(导淮计划)是20世纪30年代以李仪祉先生为代表的一批爱国知识分子精心研制的成果。“乃择其对防洪、灌溉、交通三事最有利益,工程最经济者定为计划”,这个计划是“凭以往之经验,知利用洪泽湖为拦洪水库,以尽量消纳尾闾一时所不能排泄之洪水,乃治举证中最经济之方策也。”具体的特点是:“一是既规划了上、中、下游的全面治理,又有防洪、灌溉、航运、发电综合效益的工程规划的安排。一是近代水利技术得到较广泛应用。如测量技术,水文观测计划技术、水工试验、钢筋混凝土水工建筑、船闸技术、讯息工期招标等,在治淮史上是首次出现。 
    对于海河,当时重点在于对永定河的治理。《永定河治本计划》主要项目有:拦洪工程、分洪工程、减沙工程、河道整治。并且重视勘测研究,提倡模型试验;由华北水利委员会等7个流域机构和高等学校,在天津联合组建了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他还提供普遍开展测量工作,加强水文、气象、地质、泥沙等方面的研究。 
    李仪祉先生在治江、淮、海工作中也写出了不少的论著如《导淮委员会工务处勘查日记》《导淮委员会工务处查勘队日记》《太湖东洞庭山调查记》《对于改良杭海段塘工之意见》《开展杭垣附郭及城内航道之研究》《汉江上游之概况及希望》《对于上车湾裁湾取直工程之意见》《关于废田还湖及导淮先从入海着手之意见》《对于华阳河流域整理工程计划之意见》《整理洞庭湖之意见》《永定河改道之商榷》《华北水道之交通》《说明华北灌溉讲习班之旨趣》《指导永定河上游民众兴办灌溉工程办法》等等。 


    (五)6届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会长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由于清朝政府更加腐败,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内一些有识之士努力寻求“富国强民”的道路,提出要学习制造“西洋奇器”,要“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以达“救国救民”的目的,于是到外国留学的学生日渐见多,其中有相当一些人从事水文、气象、土木工程或水利工程等学科的学习和研究,努力吸取和引进西方先进的水利技术。 
    以李仪祉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积极引进,同中国传统的治水经验相结合,使中国水利事业发生了变化。20世纪30年代初,李仪祉先生会同著名水利科技工作者李书田、张含英、须恺、孙辅世、汪胡祯、张自立等,针对当时政府不重视水利建设水行政不统一,水利工作者涣散等情况。倡议创建“中国水利工程学会”。明确办会宗旨和任务是“联络水利工程同志,研究水利学术,促进水利建设”“集合全国水利人才之精力,求解全国之水利问题,期有贡献于国家。”1931年4月22日,在南京召开了成立大会。 
    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会章、推定了董事,选任了职员,设立了各种专业委员会。李仪祉先生被选为第一任会长。 
    当时学会组织机构为:1、董事会,2、执行部,3、特种委员会,4、分会。董事会为领导机构;执行部为执行机构;特种委员会实际为学会下属的工作机构。学会初成立时,特种委员会有3个,即出版委员会,会员委员会,介绍委员会。以后因会务发展,又增设了水利工程标准委员会,水工名词编订委员会,汇集水利文献委员会、技术咨询委员会和孙中山实业计划水利建设研究委员会等。各委员会都分别聘请干事,开展工作。 
    中国水利工程学会的主要活动: 
    1、召开年会。年会是学会的综合性活动,也是每年最隆重的集会。 
    2、促进全国水利行政统一。 
    3、在学会建议下,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水工试验所。 
    4、出版《水利》月刊。 
    5、编订水工名词。共有2300个单字。从此结束了我国水工名词混乱的局面。         
    6、编印中国水利珍本丛书和中国水利工程丛书。 
    7、培育水利人才。 
    8、制订会员职业首先信条。 
    从1931年起至1947年止,共举行年会11届(另一说有12届)。李仪祉先生开学会之先河连任1~6届会长,就与世长辞了。这6届年会概述如下: 
    第一届年会于1931年8月在南京召开,会上发表了宣言,历述了水利对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并针对当时水利建中所存在弊端,提出统一水利行政,厘订水利法规,裕筹水利经费,培植水利人才等建议。对当时水利事业的开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第二届至第六届年会,分别于1932年至1936年在南京、杭州、镇江、天津、西安召开。在第三届年会上,明确提出了“水利”的范围包括:防洪、排水、灌溉、水力、水道、给水、污渠、港工等8种工程。第五届年会上,李仪祉会长特别阐发了科学治水的思想。1936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国势垂危之际,学会第六届年会,号召会员要尽个人力量,直接或间接地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 
    此外,每次年会,还讨论了会员工作,主要是宣读论文,专题报告和讨论提案及建议等。为了会员之间的联谊,还举办参观、游览、有奖文艺和招待会等活动。 

三、一颗赤子心 

    李仪祉先生之所以为我国的水利事业奔走呼号,艰苦奋斗,鞠躬尽瘁是与他的一颗爱国之心紧相联系着的。他在一篇呈文中说:“救危定难,自愧无方,爱国悯人,亦何能后”。他青年时赴西欧考察各国水利,深感我国水利颓废,旱灾频繁,农村凋敝破产,毅然有振兴之志。尤其是日本侵略中国,破坏更为严重,使他痛心疾首。因此,振兴中华,试图以“水利救国”,决心“竭尽余之所能,贡献国家”。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直到临终前还吩咐说:“未竟及尚未着手之水利工程,应竭尽人力财力,以求于短期内逐渐完成。” 
    李仪祉先生从事我国水利事业几十年,长期的实践使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学术著作。他的水利论著,涉及黄、江、淮、海,面很广,这些著作在当时指导江河的治理中起了重大作用,在今天仍然有其科学价值,值得我们借鉴。他的水利论文散见于当时的《河海月刊》、《科学杂志》、《华北水利》月刊、《黄河水利》月刊及《陕西水利》月刊等,影响很大。除散失的外,现在能见到的大约近200篇、册。李仪祉先生还翻译过不少外国的水利科学专著,在引进、传播外国的水利技术方面付出了很大的精力。涉及范围从水文、水力、灌溉、航运到河道治理;从基本理论到计算方法,内容式多方面的。他曾说过:“泰西各国治水成法,可供吾国人仿效者多,因其地利之关系,各有所长。论中下游之治导,则普鲁士诸河可为法也。论山溪之制驭,则奥与瑞可为师也。论海洋影响所及河口一段之整治,则英、法及北美诸河流可资仿效也。论防止土壤冲刷,则美国及日本今正在努力也”。他积极翻译介绍各国近代的治水技术,“凡于水工学术有关的基本科学如水工试验,最小二乘法、宇冰学说、诺莫术、实用水力学等重要学理,莫不尽先译著,教我国人,启我民智”。 
    《李仪祉先生还采取“派出去,请进来“的举措,学习西方的水利技术。尽管经费紧张,但他还是想方设法,多方努力,获得冀、鲁、豫三省政府的支持,同意分任费用,派李先生之侄,曾留学德国的水利工程师李赋都到奥贝那赫与瓦痕湖水工及水力试验场合作治导黄河试验。并且聘请了挪威的安德森和美国的莱恩等水利专家来我国研究黄河的洪水和泥沙。 
    李仪祉先生从事教育多年,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水利技术人才,他的学生分散在祖国各地从事于水利建设和科技、教育工作。 
    李仪祉先生在近代水利建设中所树立的丰碑,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当为水利界的楷模,然其精神文明之奋斗精神及其治水思想,今人更应加以总结发扬,对于当今水利界仍有多方面的启迪和激励作用。 
    总结起来李仪祉先生的治水思想概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治水兴邦、富民强国 
    “水可兴国”,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得到证明的真理,魏以引漳而富,秦以引泾而强。四川因修都江堰而获天府之国美称,苏杭因太湖水利而富甲天下。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黄河大堤累年不断的浩大工程,便不会有两汉300年的安宁,没有京杭大运河工程作为南北交通的命脉,明、清两朝的政治和经济或许又是另一番情景。李仪祉先生“水利兴国”思想的产生无疑是受到历史的启迪。但是,这是思想的形成和他献身水利志向的确立,又直接受到欧洲各国水利建设的影响。他认为水利与农业、工业、商业、交通等都休戚相关,是社会安定,国家兴旺的最基本的事业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二)学习西方,继承传统 
    李仪祉先生在出国考察欧洲各国,亲眼目睹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大力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同时又不排斥总结发掘中国丰富的传统治水经验,他的主导思想是:“用古人之经验,本科学之新识”。 
    李仪祉先生认为:“中国治河历史虽有数千年,而后汉王景外,俱未可以言治。潘、靳者流,亦只可言半治,此外则但防河而已。”他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水利》中又指出:“然历来施于河之治功多矣,迄无成效者何耶?筑堤无学理之研究,守护无完善之方法,官吏无奉公之才德耳。欲根本图治,一要施科学的研究,二当改变其河务组织,洗清积弊,力谋更新始可。”既指出了历来治河收效甚微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原因,又指出了社会和河政方面的原因。如果没有对中国治河史的深入研究,没有新的水利科学知识,是不能得出这样精辟的见解的。 
    (三)全面开发,综合利用 
    对于河流的治理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国自周秦以降就有过许多好的意见和主张,但始终未能全面付诸实践,治理、开发中总是单打一居多。李仪祉先生继承了历史上的合理意见,又根据西方近代治水思想的新主张,形成了他的“全面开发,综合利用”的水利规划思想,把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治水思想推向一个新阶段。他是我国第一个主张综合治水的人。 
    李仪祉先生全面开发,综合治水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强调治理黄河要兼顾上、中、下游,在抓好下游防洪的同时,特别要重视治理河流上、中游。这对数千年来治河防洪工程始终在下游下功夫的方针是一个根本的扭转。 
    李仪祉先生按照“综合治水”思想,亲自领导制定了导淮计划,黄河治本计划、陕西水利纲要等流域和区域的水利规划,还主持或参加了长江、海河、运河等其他许多流域和地区的水利规划。 
    (四)注重实践,注重普及 
    注重实践是李仪祉先生治水思想的重要基础,是贯彻于他一生的治水作为中。在办教育期间,李仪祉先生非常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水利实践,为培养我国早期水利科学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仪祉先生还通过举办水利展览、广播讲座等方式向民众宣传普及水利知识和水利兴国的重大意义。民众都具备了水利知识,水利工程才能管理好,水利事业才能兴旺发达。学习水利知识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所以必须同时兼学文化知识,这样既普及了水利知识,又提高了农民群众的文化,这无疑是一件立功立德的大好事。 
    (五)加强立法,统一水政 
    李仪祉先生认为,要振兴水利事业,使水利建设卓有成效,必须对河流治理和水资源的开发;加强立法管理;必须统一水政。这是他的水利行政思想的基本内容,也是他的水利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李仪祉先生认为,必须依法治水、依法保护水资源和水利工程、依法禁止各种破坏大局利益的活动。他强调在水利立法、依法治水中,认为“防洪之法,尤为重要”。他希望通过水利立法来调解裁决水利纠纷。 
    李仪祉先生在水利规划思想上主张综合治水,上、中、下游并重,因此在管理体制上主张水政统一、河政统一。以黄河治理为例,他认为若要推行统一的规划治理方案“非政治法律之强有力不为功也。然若特设一总机关,予之以黄河行政之全权。可以指挥各省于河务有关系各地之县知事。” 
    他不仅主张水政统一,而且主张机构精简有效。他说:“行政机关之组织,在乎系统分明,手续简单,呼应灵便,如一优良机器然。河之机关之组织,需要此数点尤甚。”鉴于当时机关庞多,办事不力,建议“宜借此非常时期,裁去各委员会而并其政权于一部。” 
    李仪祉先生对中国水利问题探究之深,涉及范围之大,令人赞佩!他的丰富的水利思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李仪祉先生对我国水利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将永远载入史册。 
    当今,世界已进入高科技时代的21世纪,中国要有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只有建设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强大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水利,就显得更重要了。因此,纪念水利界的这位伟人,是具有深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2005-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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